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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罗振玉立传 ， 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。 一方面 ， 罗振玉一生的活动轨迹极为复杂 ， 由大清而民国 ， 由民国而入伪满 ， 在上海、湖北、天津、北京、东三省、日本等地都留过脚印 ， 资料博杂 ， 搜集、解析均不是易事；另一方面 ， 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考古发现均和他密切相关 ， 拥有“甲骨四堂”之首的桂冠 ， 又是著名的敦煌学家、考古学家、金石学家、校勘学家 ，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无法绕开的一座高峰 。 要写好他这样精深学问家的传记 ， 如果作传者对传主的学问知之甚少或知而不深 ， 想写好也必定是极度困难的 。 也正因如此 ， 多年来一直没有称得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罗氏传记问世 。 著名学者陈鸿祥的新作《国学与王朝：罗振玉大传》近期出版 ， 70余万字的规模让人肃然起敬 ， 细细拜读 ， 无论是材料的征集使用 ， 还是对具体人物事件的勾稽查考 ， 都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 。
【国学|他被誉为“甲骨四堂”之首，集敦煌学、考古学、金石学、校勘学于一身】作者：查品才
心史：一次史学实验陈寅恪晚年著《柳如是别传》 ， 史学家王汎森认为这是他的“史学实验” ， 至于何为“史学实验” ， 他解释道：“这场实验的核心是他使用的证据还有推理的方法 。 历史学是靠证据的 ， 在这部书中 ， 他大量使用我个人所谓的‘象征性证据’或‘间接性证据’ ， 这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研究 ， 也不同于他自己此前研究的地方 。 ‘以诗证史’在《元白诗笺证》中已有体现 ， 但《柳如是别传》更进一步 。 ……陈寅恪在讨论文本的时候 ， 往往有个基本的前提：文本是一层一层‘套叠’着的、‘用典’有着一层一层指代意义 。 他认为典故本身蕴含着用典人的想法在里面 ， ‘典’不只是简单地为了装饰或诗的好看 ，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出当事人所要说出的东西 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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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学与王朝：罗振玉大传》陈鸿祥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很显然 ， 使用大量“象征性证据”或“间接性证据”是《柳如是别传》证据链上的一大特色 ， 以诗证史 ， 解析典故 ， 往往能发明新意 ， 得人之所未见 。 翻看陈鸿祥所写的罗振玉传 ， 也不时会有这种感觉 ， 作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文本解析 ， 而是试图以心映心 ， 窥见罗振玉的内在世界 。 譬如罗振玉65岁时曾作诗云：
二十年来国步频 ，诗作于1931年农历新年来临之时 ， 所谓“二十年来国步频”指的是1911年清朝灭亡以来的种种变化 。 全诗既有黍离之悲 ， 也有皇图再造的希冀 。 作者并未简单将其释为遣怀之作 ， 而是敏感地意识到末句中的用典 。 “皂帽”原指黑帽 ， 此处则化用汉末管宁之典 ， 指隐居不仕 。 1931年 ， 东北发生“九一八事变” ， 罗振玉奔忙着“迎驾莅东” ， 中兴大清 。 这诚然是他再造故国的具体实践 ， 但是也能看得出他内心有一丝功成身退的打算 。 “何妨老海滨”倾注着原典所不具备的意涵 ， 管宁隐居辽东30余年 ， 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原 。 然而罗振玉则觉得老死海滨又何尝不可 。 “皂帽”这顶帽子 ， 罗振玉是戴了 。 早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 ， 柯劭忞在给避乱日本的罗振玉信中就说：“元兄已伏天诛 ， 辽东皂帽盍归来乎 。 ”将罗振玉比喻为管宁 。 伪满建立之后 ， 罗振玉虽官拜伪监察院院长 ， 但随后多次辞官 。 他在《归田》诗中说：“垂老无裨天下事 ， 归来幸饱腐儒餐 。 ”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归隐的文士 。 最终也如其所愿 ， 他辞官后在旅顺海滨建有鲁诗堂一座 ， “此土此人 ， 载酒看花” ， 一派文人逍遥的景象 。 他讲授杜诗 ， 集陆游诗 ， 撰写《石交录》《宋本庐山记校勘记》等了却残生 。 总的说来 ， 罗振玉确乎遗老 ， 尽管曾旅日生活 ， 和东洋人、西洋人有深入交往 ， 但是骨子里的旧式文人色彩并未改变 。
握蛇骑虎阅艰屯 。
低回苦忆承平日 ，
迟莫俄惊天地春 。
尚有故人同汉腊 ，
且斟柏酒诵皇恩 。
但期早勒湘江石 ，
皂帽何妨老海滨 。
来源：(北京晚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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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：国学|他被誉为“甲骨四堂”之首，集敦煌学、考古学、金石学、校勘学于一身
